企业文化建设之主杆——管理哲学 
——兼评《宝钢管理哲学研究》  

    喜读金庆培同志新著《宝钢管理哲学研究》一书，使我毫不犹豫地下了这样一个论断：企业文化建设之主杆，莫过于管理哲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本质时指出：“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它具有二重性。”即具有与生产力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自然属性和同特定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属性。然而，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则以更充分、更合理的生产力组织，更科学、更有效的管理手段为其必然要求，客观上驱使企业在加强管理的同时，不断地对生产力方面的各种要素加以合理组织，使之得到合理配置与充分利用； 对生产关系方面的各种因素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关系进行更新调整，使之顺畅，这就是所谓“企业创新”，亦如我国经济学界所说的“新组合的经济行为”。我们所说的“企业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尤其是管理创新。这种企业的不断创新和变革，同企业管理 活动一起，存在于企业兴盛衰亡的全过程，既具客观必然性，又有连续继起性。 

    宝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产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被认定是中国工业现代化的一座丰碑。宝钢集团董事长曾于1995年9月已向新闻界宣布：宝钢投产十年， 在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企业信誉、企业文化建设等四个方面，已踏入世界一流钢铁企业行列，在国内1000家效益最佳企业排行榜上名列榜首。目前，宝钢出口钢铁的用户遍及六大洲，其中销往12本、美国、韩国、台湾市场的产品占70%以上，是我国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重大创举。况且，宝纲的现代化管理模式，堪称继《鞍纲宪法》和“大庆经验”之后“中国企业管理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作为宝钢的一名基层干部金庆培同志，能在工作之余写出大著《宝钢管理哲学研究》，这本身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创举。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写道：“研究企业，就要研究企业的管理，旨在通过优化管理，使管理能更好地指导人们完成和达到共同的目的。”另外，《宝纲管理哲学研究》是“以企业决策人的管理思想为假设来立论、并展开探讨和研究的，而不是以企业经济人的管理思想为假设或企业社会人的管理思想为假设来立论的。”作者对企业管理哲学的研究，只是业余爱好，完全靠意志支撑而完成付梓，实在是难能可贵。 

    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许多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实际上都在论证这样一种发展观：即把现代化过程片面地发展为单纯的经济增长过程。甚至还可以这样说，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发展观和发展理论，就是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这种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可以导致对文化建设的否定和排斥，导致文化价值的分裂，最后导致文化危机乃至社会危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也存在着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及在这种发展观影响下的发展实践，并已对我国文化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其有害的影响。为此，探索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已成为当代具有全球性质的时代潮流。恰好，宝钢十多年来所创造的发展模式，正如邓小平同志先生前预言：“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由于宝钢在管理体制上采用“消化吸收、跟踪移植、开发创新”，依靠科技进步，永葆技术青春，使之多年来一直走在世界企业群体的前列；又由于宝钢的企业文化建设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使之成为中国的“聚宝盆”，不仅每年在源源不断地向国家上交巨额建设资金，还从他们的企业文化实践中为文学界、哲学界、法学界、史学界、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社会学等提供了挖掘、开垦的“处女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已是奄奄一息，几近崩溃的边缘，一千多失业大军嗷嗷待哺，果腹无从。然而，曾几何时，日本经经奇迹般地复兴崛起，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其成功之举引起世人注目。于是出现了研究日本经济成功奥秘的热潮。美国学者从大洋彼岸邀情日本人赴美“传经送宝”，甚至到日本把有关禅宗武士的晦涩难懂的著述也搜购而去，以期从中窥探出日本人的秘密。 
其实不然。经过一番苦心研讨，人们象当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似的惊奇发现：日本经济崛起有赖于旺盛的企业活力，企业活力有赖于严密的企业管理，而其企业管理的教科书却是从中国得来。日本麦肯齐公司董事长、著名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说：“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和调查，我终于找到了一本教科书，这就是《孙子兵法》。”日本前东洋精密工业公司董事长、经营评论家大桥武夫，在企业濒临倒闭之际，惊喜地发现《孙子兵法》有助于经营，便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很快使企业起死回生，步入坦途。后来，大桥武夫的经验之谈《用兵法指导经营》一书，引起经营界的巨大反响。在他数千次专题演讲的基础上，又写出了30多本有关应用兵法经营的书，继而编写了一部长达10卷的《兵法经营全书》。于是，《孙子兵法》渐渐在东邻生根，成为日本经营者们经营管理的法宝。除此之外，还有《三国演义》、《论语》、《菜根谈》等中国书籍，也都是日商借鉴的范本。 

    诚然，通过借鉴中国文化、模仿中国典章以及通融美国管理技术的“日式企业文化”已深深植根。而笔者认为，当今宝钢新生的管理哲学却是个新的起点，《宝钢管理哲学研究》就是一个融企业实践和企业文化的很好的本本。从“一流三高”的管理目标观、“集中一贯”和“放活辅助”的管理组织观，到“明智通达”的管理人才观、“兼容并蓄”的管理教育观，以及“学创合一”的管理认识论、“效益 与效果”相统一的管理决策论等等，都不是照搬别国、别家的经验，而是在鉴古借今、中西结合的基础上的灵活运用和自我创造。特别是“本书运用哲学思维对宝钢丰富的管理经验进行深入的剖析，分别从目标观、组织观、行为观、人才观、教育观和认识论、决策论、导向论、动力论、效益论等不同的侧面阐发管理哲学的内涵，确有其创新的意义和现实价值。”（摘夏禹龙《序》语） 
    我们可以从宝钢的管理哲学看到新的发展观——这是《宝钢管理哲学研究》一书的精华所在。新发展观的方针、目标是实现人类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是把发展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经济、社会与人的自然协调发展。发展不过是行为者在不可逆转的时间中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发展过程是全新的，行为者及其相互关系、行为者从事的生产和交换的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同行为者的关系都是在不可逆 的时间进程中变动的。新发展观不仅要求从当代人、当代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待发展问题，还要求从未来人类、未来社会的角度看待发展问题。因而新发展观又是一种持续发展观。我们所理解的这种发展就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哲理思维，它在一定意义上讲可谓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文化战略。因为，它首先是重视文化价值，其次是重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金庆培同志在这部新著的绪论部分谈到，中国企业发展的难度，归根到底，无非是反映在“几对矛盾”上：企业发展中新旧观念的矛盾；企业内部新旧体制的矛盾；企业与外部环境中诸因素制约的矛盾；企业与政府间的矛盾。为此，宝钢的管理者坚持在对外经营战略上以市场为中心；对员工进行以思想教育为先导、以技术创新为前提、以制度规范为途径的管理；特别是构成了“主人翁精神、进取精神、苛求精神、团结精神、创新精神”等五种企业精神，集中体现了宝钢的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同时也构筑了现代国有企业气势恢宏的框架，着实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提供了可以借鉴学习的样板。 
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绝对地完美。《宝钢管理哲学研究》也有不足或不解渴之处，除其系统性尚嫌不够外，有些“摘录”似觉过多，如从第45页至57页，全是摘抄董事长黎明所讲的10个认识问题，有沉长、泛味之感，也影响整部著作的“含金量”。但愿能见到作者更好更精辟的新著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