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因为交通不便、地域封闭，养出了一些人夜郎自大的毛病，凡事喜欢往大处说。几十米高的山丘，也叫“天下第一山”；一米宽的小溪，也称“天下第一水”；至于“天下第一人”、“天下第一村”、“天下第一酒”更是比比皆是。原以为，这些“第一”的命名者不过是村野莽夫，因孤陋寡闻，才坐井观天、自吹自擂的。没想到，有些企业文化的咨询师、培训师，也天真幼稚地玩起这个把戏来。自吹是企业文化的“大师”、“理论第一人”、“定位第一人”、“理念第一人”、“行为规范第一人”、“落地第一人”等等。真是应了古人的“唱戏的是疯子”的说法！
虽然，企业文化的概念早已有之，但其概念如流动的沙丘，今日在东，明日在西，没有完全固定。上世纪后半期，企业文化现象引发了人们的兴趣，历经学者研究探讨，其内涵外延逐渐稳定，形成相对稳定的理论体系。即使今天，谁也不敢说已经十分成熟了。
当然，对企业文化研究过程，并不排除产生大师的可能性。几位卓有成就的研究者，例如：约翰 科特、艾伦 肯尼迪等，也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其大师地位也是研究过程中奠定的。但是，这些企业文化大师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条件为基础，特别是需要自由宽松的外部学术条件做基础。
当今中国，不可能出现企业文化大师，因为出现大师的客观环境还没有出现。2009年7月11日任继愈、季羡林两位巨擘同日离去，随后不久，一本《大师离去，再无大师》的书面世，我认为，真正谈到了问题的实质——我们生活在一个浮躁的年代，一个不能产生大师的年代。
真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大师的年代，历史上有，国外有，但是我们没有，有的只是自吹自擂的大师。
企业文化大师的诞生，同其他大师一样，需要宽松的学术环境。学术自由，首先是思想自由，前提条件就是不需要外在干预。企业文化的发展，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应时而生，因时而长，外在的干预，不管是支持还是限制，都会破坏内在发展规律，影响发展质量。外在的限制固然束缚了手脚，使学术难以正常成长，自然出现不了文化大师；外在的支持同样会异化了目的，让学术急功近利、拔苗助长，使文化成果产生怪胎，大师也不可能诞生在这样的环境中。
文化治国的口号，反映了国家对文化的重视，从一定程度上对振兴文化是有益的。但其作用无异于对庄稼喷洒“催生素”。产生了一堆形式华丽、内容肤浅的“文化成果”，包括企业文化的成果，这是喷施“催生素”的结果。这些东西能向政府要钱，能向上级邀功。真正的文化研究和传播的效果，又有几人能够问津？
从研究者自身来看，大师是需要脚踏实地的精神，需要坚忍不拔的意志，他们不务虚名、不图名利，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因为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来不得半点做作，关注学术本身，关注企业文化的规律，才是大师唯一的兴奋点。处处标榜自己，时时炫耀自己，无异于“天下第一”的自我夸耀，只有专注学术才能够产生大师，关注窗外的繁华只能产生几个赚钱的商人而已。
钱钟书是一位真正的传统文化的大师，为了从事研究，他谢绝一切外面的采访，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骄傲，他都不在乎，他唯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研究。什么是大师，钱钟书才是！
大师重在创造，技师重在应用，伪大师重在吹嘘!
大师在走前人未走之路，他不重复别人的说法，不窃取他们的成果，只靠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他的成果几十年可能只有一个，但它必须是实实在在的，是久经考验的，是经得起推敲的。他可能吸取了别人的成果，但一定是对别人成果的一个超越，是学术研究的质的飞跃。而决不是改头换面、偷梁换柱的小偷行为。
现在中国，只有企业文化的技师，没有大师。技师是朝向大师前进的必经阶段，但所有的努力不一定有成效，奋斗不一定有辉煌。咨询师可能是一粒饱满的种子，但缺乏阳光水分的滋润，种子只是种子，肯定不会有收获。一定成不了大师。
咨询师、培训师不是企业文化理论创造者，只是企业文化的应用者。其任务就是将企业文化理论应用到管理实践中。他们或许也努力、也认真，也有成果，但这些成果都是小发明，小改造，难以实现超越同行水平。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数缺乏大师的胸襟，大师的情怀，缺乏拒绝金钱诱惑的勇气和信心。所以咨询师就是咨询师、培训师还是培训师，就如同普通的理发师、美容师等技师一样，永远成为不了大师。你可以将企业文化理念提炼得精准到位，可以将企业文化方案做得尽善尽美，但这也不能说你是一个大师，一个可以称为“企业文化**第一人”的人。
信息时代来临，为伪企业文化大师提供了宣传自己的平台。借助网络，可以将自己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网络。即使如此，假的还是假的，真正的企业文化大师不是吹出来的，而是靠自己努力和成果来证明的。自己喊千遍万遍，不一定有什么效果，只有有人承认你的成果才行。只靠嗓子，没有自己的学术见解，你以为能够欺骗了别人？
(中华企业文化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