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永超谈孔孟儒家文化-从碳排放和中国足球谈起
题记：说孔孟赶时髦说起了碳减排。我曾经在《WTO经济导刊》07年3月刊发表的《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公益行动及环境责任》一文中，提出过疑问：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环境责任会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吗？如果存在矛盾该如何解决呢。
这几年在孔孟老家山东为矿山、烟草、电力等行业提供过多次服务。曾经，作为山东一电力公司顾问，我走访了该地周边数家企业，发现其周边不足百公里范围内，就有多家中国500强企业，好几家企业的年产值在百亿元以上，解决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拉动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但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许多企业都有自己的自备电厂，因此在这一带也是烟囱林立。我就这一现象对环境的影响征询客户时，得知拥有自备电厂的企业都有相应的排污除尘设施。但该类设施运行成本不菲，因此很多企业拥有排污除尘设施，但是否投入日常运行实际上是个大问号。
今天的新闻版面上到处都是“国足克韩破32年噩梦”的报道，振奋之余，也忍不住想评判一下“欲望”——中国足球渴盼胜利的正面欲望VS假、赌、黑这些像毒刺一样侵染中国足球肌肤的负面欲望。
正文：
一、“中庸”强调对欲望的适度把握
“中庸”是儒家“和”文化思想体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孔子认为，“中庸”是“至德”的表现，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篇》)。按照孔子的后人子思的解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未发”即在“内”，“中节”则恰当。故《逸周书•度训》有“‘和’，非‘中’不立”之论。在这里，子思指出了“中”与“和”的内在联系。“中庸之道”原本就是“和之道”，它体现着“和”，又是达成“和”的方法和原则。正因为如此，在孔子的论述中，“中庸之道”是一种至高的修养和境界，缺少了中庸，“仁”与“礼”将难以正确地践行。
以“中庸之道”来把握“仁”，就是要对人的各种极端欲望和情感进行正确的规制和处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论语•里仁篇》)。向往富贵，摆脱贫贱，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欲望，但是，实现它却需要正确的方法。“仁者爱人”也是根源于人的情感，而人的情感和欲望只有恰当得体，才会和谐有序，否则就会引起矛盾，所谓“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篇》）。而孔子称赞的一些美德，如“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等等，都是讲人应如何对情感和欲望进行适度的把握。
以“中庸之道”来把握“礼”，就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防止社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贫富分化会使社会矛盾矛激化，从而与“和”的社会目标背道而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对此，朱熹进一步阐释说，“均则不患于贫而和，和则不患于寡而安，安则不相疑忌，而无倾覆之患”（《四书集注•论语集注》）
二、“天人合一”贯穿生态文明思想
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犹如同胞手足，朋友兄弟，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以“天命”建立了人间尊卑礼法；孟子认为“天人相通”，人要以仁义道德来约束自己，以求天人合德；董仲舒认为“天人相类”， 天人之间具有微妙的相互感应关系；宋明理学则将“天人一体”变成了心性之学，使天成为人间道德规范的终极根源。总而言之，儒家主张天道即人道，天地之间的道德意义和伦理价值，需要人来实现，人可以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所谓“尽人事而知天命”，正根源于此。
“天人合一”思想贯穿着儒家的传统文化，表现出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和与自然谐调的一致立场，共同构成处理、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儒学选择。但是，过分强调“天命”，会忽视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的一面。
因此，在“天人合一”思想当中也不乏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儒家传统中就有一支主张“天人交胜”的流派，其代表人物有战国时期与孟子同时代的另一位儒家杰出代表荀子、明末清初儒家代表中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的王夫之等，他们主张一方面应当发挥主观能动精神，充分运用自然规律“制天命而用之”；另一方面又要“交相胜，还相用”，看到人的有限性，遵循自然天道的正常规律，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强调人的能动作用。这种思想充满了朴素的辩证、唯物精神，对后世影响至深至大。《荀子·天论》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明确天人之分。
三、儒学的自我调适担负社会责任
国学（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体是儒家。儒家担负着“教化”民众的社会责任，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
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的代名词。
儒家在先秦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这是由于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试图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
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摘自《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企业文化讲义》（共30篇）作者：傅永超